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书籍
为了诠释、考证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文献， 欧洲也同样早就出现了“诠释学”（又称“释义学”），其作用相当于中国的“训诂学”。研究《圣经》时，它又被称为“释经学”，并一度成为诠释学的主流。西方中世纪出现教派冲突，对文本的真伪、教义的理解产生分歧；中国早在西汉也产生过今、古文之争，有石渠、白虎之辩。前人多认为， 汉学重训诂，守汉唐旧注，所谓“疏不破注”，而宋学重义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要打通“外王”与“内圣”之门，主张“致知”在“格物”。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汉学不尽讲训诂，也重视义理；同理，宋学也不是完全不讲训诂，只讲义理，其中如朱熹的训诂学，成就还相当显著。最后，我们还要了解，无论是训诂学还是释经学，他们的目的都不在古，其意在当下。
相似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作者在第二章特别指出，从发展历史上看，诠释学与训诂学 18 世纪前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西方的诠释学与中国的训诂学均以对经书的理解与解释为起点，之后又扩展到对一般文献的理解与解释，并形成与自己的语言理解、解释相适应的各种规则。西方的解释学自亚里士多德始就从大量的考订实践中提炼了许多语言学规则，甚至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还使用这些规则并通过语言学家和注释家去理解古代文本。从定义看，无论是西方的解释学还是中国的训诂学都以解释文本意义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诠释学认为，文本解释是文义理解的桥梁，语言是人类存在的中介，人类世界全部经验具有语言性，语言是诠释学问题的起源与归宿。中国的训诂学也是以文献语言为突破口来切入文献意义解释的，历来的训诂学都以古文献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功能、释义模式上看，《教要序论》解说《圣经》的方式与我国训诂学解释古代文献很类似。而且，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时候，传统训诂学如何打开自己的学术视野，把“张有之学”变成经世致用之学，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从语言入手，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重在异质文化的入乡问俗。从训诂学的角度，总结《教要序论》的释词、释句、训诂学方法，发凡起例，释难解惑。
术语体系的归纳。一个学科的成熟，总是以一套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和一批表达方式科学、表意明确的学术术语来构成的。作者第五章特别总结了《教要序论》的训诂学术语运用，说明了当南怀仁用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影响康熙皇帝时，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训诂学，以及训诂学中承载的典籍文化、思想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南怀仁。
这样，阐释二者之同，分辨二者之异，从学理上探讨同、异的原因，又从历史的发展阶段上加以比较，“比较训诂学” 这个词语几乎跃然而出。我们之所以用这个术语来定位《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这部书，正如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同理，比较训诂学也不是训诂学的比较，不仅仅是“1+1”的平行比较，也是影响比较，更是文化的比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是比较训诂学的开创性作品， 不为过誉。
[ 二、扩大了训诂学的研究领域 ]
无论是汉之贾、马、服、郑，唐之陆、孔、啖、赵，宋代程、朱、陆、王，近代段、戴、“二王”，还是现代的章、黄，他们研究训诂学的对象与范围都是用汉语汉文写成的中国古代经典。仅从研究对象上看，即使是今天，我国大多学者的研究旨趣也还没有脱窠臼。
域外汉籍研究近年已然有成为显学兆头。有学者将其分三类，其中便包括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已先行一步，训诂学界亦应把眼光置于域外典籍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来思考。张玉梅博士把西方人创作的《教要序论》纳入训诂学的研究领域， 使得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可见，训诂学虽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但其适用范围却不囿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 若能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域外汉籍，对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内涵和语言学学科理论体系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训诂学在历史上的研究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的最大特色是在内容、对象和方法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时间绵延的线条上，训诂学家对从以经为主，到经史并重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由于时代和眼界的局限，我们没能看到历代的训诂学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域外典籍的系统研究中。
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势必引起学术观点的惊人变化和研究手段的重大改良，如果讲学术前沿，挖掘新材料历来就是。前人治学，讲求“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在纸本时代，这无疑是正确的。器物时代，“书”理应包括甲骨、金文、石刻、简帛、印泥、瓦当等各类形态。眼下训诂学又遇上了典籍电子化时代。应该说，传统训诂典籍与电子传播时代的文本异曲同工，在这个时代，训诂学应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电子文本的一大特点是在同一个界面可以展开多个文本，每个文本又可以实现“超文本链接”。1967 年， 法国克里斯蒂娃《封闭的文本》提出超文本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表述”。训诂对古代文本进行注释、解说，体例有传、说、记、解、注、笺、章句、集解、义疏、正义等，在印刷格式上，多正文、注文混排，以词义、读音、说理、史实、山川、人物等入注，阐发经义。原文则不断被注文随意穿插、分割，形成孤立的片段，与注文纠集缠绕， 从而丧失其作为连贯文本的线性特征。训诂学采取随文注释的体式，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传统印刷书籍的空间结构对阅读和行文的限制，在二维平面上达到了三维空间的超文本效果。超文本文件还可以在线条式文本的任何一处，指向文本、图像、声音、动画等任何形式的文件。随着训诂学对象的扩大， 古籍电子文本时代，训诂学将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从传统的纸本到出土文献，再从出土文献到电子文献，文献形态不同，但训诂学家所做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应该没有不同。网络文献语言需要训诂学家，在将来某一天必定会成为现实。古代的训诂学不同于现代的训诂学，今后的训诂学较之现代的训诂学更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随着传播手段的演进， “文献”含义的变迁，训诂手段也要相应发展，这没有疑问。因此，这部书在训诂学理论的建树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 三、探讨中国训诂学的学科归属 ]
作者用诠释学和中国的训诂学进行比较，就不能不提到“语音中心主义”（又称语音中心论）。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犹太 基督教传统的核心问题，基督教《圣经》中广为人知的“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就是其典型表现。“语音中心论”代表是逻各斯（λὀγος） 中心主义，主张二元对立，并且二元对立的双方总有一方占优势地位；人们表达思想是分等级的：语言表达思想，是在场的；文字记录语言，是不在场的，在场优于不在场。语言学界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他认为文字和语音，语音优先； 文字附属于口语，口语优于文字，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汉字和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优先。有学者提出训诂学不是或主要不属于语言学而是语文学，甚至提出取消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追根溯源，抑或是缘于西方“语音中心论”的影响。但也就是在西方，德里达对逻各斯的理论进行了解构， 认为语言和文字符号并无差别，只是接受外部刺激的方式不同，一为听觉，一为视觉。言语甚至不如书写文本，因为声音倏尔而逝，而文字可以把思想固定到文本，可供反复揣摩， 更好地理解，书写文字要优于声音语言。
在中国，语音中心论也受到了挑战。有学者认为“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使汉字不必依赖于汉语口语”，“汉语口语自古以来一直服从于汉字，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即如此”。“在重表意功能的情形下，文字形成了对口语的霸权，成了中华传统大一统思想的语言支柱，颠覆了语音中心论”，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字霸权”。语音和文字这一对范畴并不天然总是语音中心，当然，为解构而构建的文字中心也失之偏颇。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 汉字的表意与西方的记音有本质的不同。清人说“训诂之旨， 本于音声”“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标准表述。汉字通过构件、笔画的增省来表意，汉字的书写方式是以不断增添、减少、移位、变形的笔画来改变字形的空间与结构来实现意义的表达。因此，即使承认“语音中心论”，语言学并不比语文学高一等。我们也可以说，训诂学就是语言学，是土生土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语言学。从诠释学理论与训诂学理论的比较生发开来，可资进一步探讨中国训诂学与中国语言学的关系。
[ 四、探讨接受训诂学的问题 ]
文献的解释，语义的归纳，对耳濡目染，从小谂熟传统经典的中国学者，应该不是难事。但对于一个外国人，要求他能读多少经典，这就有些奢望。如果他要来做训诂的工作， 又要照顾读者的水平，自然不能走和中国学者一样的路。南怀仁作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来华几十年，勤于学习中华文化，从精通天文历法，《教要序论》表达流畅地使用汉语，具备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这一点便可看出。尽管南怀仁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思想，《教要序论》以浅显明白的文字概述天主教教义，是一部论教讲道的著作， 其主要解说内容为《圣经》，但他仍然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 年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出版《真理与方法》，实现了诠释学的转型。他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理性地寻求作者原意，而是读者语言世界与文本语言世界“两个视野的融合”（The fusion of two horizons）。因此， 伽达默尔为近代诠释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他将诠释的重心由过去移到现在，由寻求“作者原意”转到“读者会意”（Reader's Response）。虽然他仍然认为文本有客观的意义，但是其理论实质上已经为日后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学铺设了道路。当然，以读者的主观领受来诠释《圣经》，古已有之。特别是希腊教父时期的亚历山大学派，更以“灵意解经”（Allegorize）驰名。同样，中国古代也有“六经注我” 和“我注六经”之分。从接受的角度看，南怀仁既要接受中国训诂典籍文本，又要让传教的受众阅读时信息不至衰减， 这给他的文本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样，《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从写作与呈现方式上看，全书由 12 个章节用一条红线贯穿，那就是完备而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体系。从整体表现来看，这无疑是一本域外典籍训诂学的示范性教科书。由于训诂学的研究角度多样，作者每章围绕一个中心，从某一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说，最终达到从训诂学理论体系角度对《教要序论》做较为全面的研究，所论所述，既兼顾了专家， 又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值得肯定。
[ 五、覆瓮之语及“比较训诂学”概念界定 ]
本文原是我2016 年为《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写的序言，由于这个缘故，我也一直关注着作者和该研究方向的学术动向。后来我知道，2019 年该书作者张玉梅教授领衔的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近代域外训诂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欧洲卷）”就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的深耕之作。近一二年参加学界研讨会，我也时常看到这个课题团队发表学术论文， 显示着该课题阶段性的进展和成果。尤其近日得知，本序言提到的“比较训诂学”概念，在课题阶段性成果中有了学术术语层面的概念界定，心中尤感欣喜，特此将该课题所定义的“比较训诂学”概念附录于此，并将本序言独立成篇，拿出来公开发表，以表本人对“比较训诂学”研究的关注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借以表达一个多年从事训诂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的三个想法：第一，当代语言学科西风东渐，西方语言学理论渐成中国语言学界的标准钟的时代，“比较训诂学”的研究目前在训诂学领域是开拓性的；第二，训诂学需要变革， 既要守正，又需创新，这是继承前人以经史子集训诂为宗旨， 以声训、形训、义训为方法基础上训诂学的“放眼看世界”； 第三，再次对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属于传统小学领域的汉语训诂学——所具有的巨大的张力、它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表达深深的感佩和敬意。
附录
“比较训诂学”概念界定（见张玉梅《比较训诂学视域下〈万物真原〉修辞特色》，载《文献语言学》，2022 年第 1 辑）：“比较训诂学”指将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西方早期诠释学两门学科做异同研究的学问。“比较训诂学”概念的提出基于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西方早期诠释学有异有同的客观事实，旨在比较研究二者在产生、发展、演变等历史进程中的同异， 意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进一步明确中国训诂学在世界同类学科中的目的、任务、价值、定位、性质、特点，乃至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用来展开研究的传统训诂学指“先秦萌芽——汉代兴起——清代复兴——近现代独立学科——当代训诂学”历史分期中近现代之前的训诂学阶段。它用来对比研究的西方早期诠释学大致指“早期诠释学（《荷马史诗》— 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17、18 世纪独立学科的诠释学）— 19 世纪普遍诠释学—当代诠释学”（洪汉鼎，第30—59 页）历史分期中的早期诠释学阶段。
“比较训诂学”概念的提出，首先基于以陆宗达等学者为代表的“传统训诂学”概念：“早在两汉时代，训诂这门学问就已经很发达。六经、正史、诸子和文学作品都有注释……它的目的是全面、完整地解经，内容包括注音、辨字、校勘、释义。释义又包括释词、释句、释段、释篇和发挥阐述思想观点、点明修辞手法等。”（陆宗达，第 6 页）全面解经是训诂学的目的，释义的内容不仅包括词、句、段、篇等，也包括阐述思想观点和点明修辞手法。
“比较训诂学”概念的提出也基于王宁等学者对“晚期训诂学”概念的界定：“训诂与文字、音韵分立，偏重研究语义，范围进一步确定了。但字、词、句、段、章都有意义问题，语法、逻辑、修辞、章句仍包含其中。不过，它已把词义当成重点和基础了，这一时期主要是清代到近代。”（王宁，第 9 页）从两汉到清代以至于近代，传统训诂学由无所不包的文献语言学或者古代汉语语言学的全部发展为把词义当成重点和基础来研究的学问，但是“释义”的内核没变， 释义的内容仍然包括字、词、句、段、章句、语法、逻辑、修辞等。
“比较训诂学”概念的提出也基于“早期诠释学”学科概念、体系的理论梳理及与“传统训诂学”的对比研究。“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技艺学……它的主要任务是：（1）确立语词、语句和文本的精确意义内容；（2） 找出这些符号形式里所包含的教导性的真理和指示，并把这种真理和指示应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洪汉鼎，第15—16 页）西方早期诠释学萌芽于《荷马史诗》所记录的古希腊时代， 兴起于《圣经》的诠释，它除了包括以诠释《圣经》为主要任务的《圣经》诠释学，也包括以阐释罗马法为主的法学诠释学等。本文用来比较研究的《万物真原》属于明清时期汉语《圣经》诠释学著作，与传统训诂学类似，二者均以诠释古代文献为主要任务，均以“释义”为内核；《万物真原》作为圣经诠释学文本集中诠释《圣经》教义，传统训诂学除了儒家经典之外，也训释诸子、史、集等，这是二者之异， 但二者均为解释之学，这又是相同之处；与传统训诂学类似， 圣经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古代阶段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等的混合，从属于语文学。二者因为均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理论性较强的学科， 所以均应定性为“前科学”。它们在 19 世纪之前的发展道路亦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在学科功能、释义模式、修辞逻辑、义理阐释等方面均有相类之处。
“比较训诂学”概念的提出尤其基于明清时期圣经诠释学语料梳理、对比研究的实践。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教要序论》（1670） 与《天主教要》（利玛窦等著，1605—1630）、《天主教要解略》（王丰肃，1615）等文言语料做训诂学视角的对比研究显示，在学科内涵、学科定位、发展阶段、释词方法、释句内容、使用“随文释义”“六经注我”等方法方面，圣经诠释学与传统训诂学均极为相类，二者也均重修辞的解释， 均重逻辑性诠释，均着眼于义理辞章的诠释等。二者也于同中有异，比如圣经诠释学行文更加注重修辞性，更加具有论辩色彩和注重逻辑性阐释等。
《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作者简介：张玉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就职于上海交通人文学院。主要学术兼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诗词学会理事等。公益兼职：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致远文艺协会会长、致远文艺公众号主编。访学经历：2013 年—2014 年， 比利时鲁汶大学 Visiting Professor。著有《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诗心雕虫》（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古典诗词鉴赏与创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主编《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副主编《诗文交大》；发表学术论文《字象与诗象的融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17）、《语言学视角下〈金瓶梅〉的海外传播——兼谈中国文科的“复兴”》（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16）、《〈世说笺本〉的训诂特点及文献价值》（文献 2016）、《〈说文〉六书体系对汉字学理论的奠基意义》（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2012）等；主持或负责多个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内容简介：《教要序论》乃作者欧洲访学期间搜集到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现藏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它是清代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汉语著述，虽然其目的是用汉语来诠释《圣经》，但其解说《圣经》的方式与我国训诂学解释古代文献有诸多相似之处。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相似之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 运用训诂学相关理论，从训诂学与诠释学对比研究的角度，对《教要序论》进行了穷尽式梳理， 归纳总结了《教要序论》的释词、释句、训诂学方法等，发凡起例，释难解惑。本书选题新颖， 论述严谨，条理清晰，结论可靠，富于学术价值。末附《天主教要》《教要序论》《教要刍言》《方言教要序论》原文文本，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