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个被绝对化了的悖论

这句流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乍一听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表达了一种互相推卸责任、缺乏协作的现象。的确,这句话表面上是对的,似乎传达了多个人协作时可能出现的混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有些人却拿它来否定集体化的道路,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总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从实际情况出发,这种理论就完全站不住脚。

社会实践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从历史经验来看,正是那些有着众多和尚的庙宇才会建筑宏伟、香火旺盛,生意兴隆。而单个和尚呢?他所经营的庙宇,往往是冷冷清清,香客寥寥无几。因此,若从事实出发,这句俗语所表达的现象与实际情况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是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还会拿“三个和尚没水吃”作为理论依据,来否定集体化的道路呢?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证明公有制集体化制度是“养懒汉”,他们希望借此让中国人民回到分散个体的状态。以此为依据的目的是为了让集体化的力量削弱,使人民重新成为一盘散沙。

我们可以通过“吃水”的话题来分析,拿河南林县的红旗渠作为例子来说明。如果按“一个和尚挑水吃”的理论,林县的人民就不至于面临水源紧张的问题。如果每个“和尚”各自为战,林县早在数百年前就该变成富饶的水乡,而中国解放前的贫困与饥荒也不至于如此严重,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也不可能存在。

实际上,几千年来,“一个和尚挑水吃”的做法并没有解决林县的水利问题。而正是通过集体化的力量,成千上万的“和尚”们齐心协力,才最终修建了举世瞩目的引水工程,成功解决了林县长期存在的水源和灌溉问题,创造了世界级的奇迹。

林县的历史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回顾历史,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有514年,林县经历了100多次自然灾害,其中30多次大旱导致颗粒无收,严重干旱的情况甚至曾让人们出现“人相食”的悲惨局面。直到1959年,林县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干旱,境内四条河流干涸,甚至连1957年建成的水渠都无法引水。

然而,正是从1960年起,在林县县委的领导下,开启了“引漳入林”工程。历时10年,工程队成功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了151座渡槽,开凿了211个隧道,修建了12408座建筑,挖砌土石方达2225万立方米,最终修建了全长70.6公里的红旗渠干渠。按照专家计算,如果将这些土石方垒成高2米、宽3米的墙,足以从南到北贯穿祖国,绕过北京,连接广州与哈尔滨。如果单凭“一个和尚挑水吃”的“优越性”,这样的伟大工程显然无法完成。

再来看“水”这个话题。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水利建设并不发达,虽然有像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一些水利工程,但那时的水利设施极为有限。而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再加上晚清民国的腐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村的水利设施几乎荒废。即便是最基本的饮水问题,也常常难以解决,农民们仍然处于靠天吃饭的困境。

在“一个和尚挑水吃”的时代,中国仅有1223座水库,总库容量为约200亿立方米。而到了1970年代末,也就是集体化的时期,全国新建水库已达8.4万座,其中集体化时期新建了8.33万座,占了98%。相比之下,改革前的水库年均建设数量是135座,而集体化时期达到了4230座,是之前的34倍。这一切说明,“一个和尚挑水吃”并不能根本解决我国农业水利建设的问题,只有集体化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红旗渠的建设成果和全国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辉煌成就。

即使在任何时期和地方,群体中都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先进的力量始终是主流。就像新中国时期的集体化,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人民展现出了极高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虽然也存在个别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人,但这种情况毕竟只是少数。正因如此,我们在看问题时,要避免绝对化的思维,学会辩证分析。因为,绝对化思维容易让我们走向极端,认为好的就是完美的,认为不好的就一无是处,这样的认知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背离的。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种思维,反映了极端的认知观。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几千年来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历史上留下的许多伟大建筑和设施,并非依靠“一个和尚挑水吃”的“优越性”能够实现。没有哪个单个“和尚”能完成修建公路、铁路、大桥、水库,或者开荒北大荒的壮举。对此我们可以断言,若坚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观点,就是在否定集体主义精神,其后果不容忽视。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谈论“三个和尚没水吃”,却忽视了“众人拾柴火焰高”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呢?要想让庙宇雄伟,香火旺盛,最终还是离不开众人协作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单打独斗注定是没有未来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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