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须指出的是，“禽言”还有与“鸟言”完全等值的情况。元陶宗仪《雕传》云：“鸿雁背北而来南，是叛者也；鹦鹉舍禽言习人语，是奸者也。”明陆楫《古今说海》亦谓：“吾先君尝言，友人某解禽言，见二雀啾鸣树间，久之一雀飞鸣而过，二雀忽飞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侣不得，彼一雀报言在东园树林中，故二雀飞去也。’急令人视东园林中，果然。”这两例“禽言”，都属于须经翻译才能理解者，无疑属上述C类用法。不过此种用例相对较为少见。
与“禽言”关系更密切的是“禽语”，这个说法出现更晚。白居易有“野枣花含新蜜气，山禽语带破匏声”之句，将“禽”和“语”联系在一起。到了宋人笔下，“禽语”就成了一个与“禽言”可以互相替换的词。刘攽有句云：“昼闲禽语静，岁熟市声哗”；黄庭坚亦有句云：“安得江湖忽当眼，卧听禽语信船流”；此为A类用法。郭祥正“关关禽语弄轻风”；范成大“咿哑禽语晓光净”；则为B类用法。黄山谷又有句云：“雨余禽语催天晓”；阮阅亦称：“枝头禽语人难会”；此为C类用法。而黄庭坚有诗《戏和答禽语》，内中对禽语进行发挥；陈造《布谷吟》则感慨：“人将近似测禽语，汝意真解忧农不”；元人王恽《禽语自感》云：“鹧鸪行呼行不得，杜鹃切祝不如归”；均属D类用法。
与“鸟言”、“禽言”、“禽语”相比，古代用于称述鸟类声音更常用的词是“鸟语”。因而用于比况异族语言的情形也更多，尤其用于形容南方土著民族。如《后汉书·抗徐传》载其“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又《后汉书·西南夷传论》谓：“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此种用法在古代例证极多。A、B、C三类用法对于它都很平常，在此毋庸举例；唐诗中它甚至还有D类用法的个例。如陆龟蒙“树号相思枝拂地，鸟语提壶声满溪”句中，“提壶”显然是对鸟声的直接记录。只不过此种用例极为罕见，且出现在“禽言”一词风行之前；当禽言诗兴起后，“鸟语”的这一用法便萎缩了。
综上所述，古代鸟禽言语的含义可大体归纳如表4-1。从中可见，钱锺书先生所谓“鸟言”是在说“鸟类的方言土语”，而“禽言”是想象鸟儿“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虽未免以偏概全，且画蛇添足，但就其根本区别而言，还是抓得相当准的。换个角度来讲，所谓“鸟语”、“鸟言”只是对鸟类的语言进行意译，而“禽言”、“禽语”则是将鸟鸣直接记录成人语，等于对鸟类语言进行“音译”。以此反观《诗经·鸱鸮》篇，通篇都是诗作者对鸟类言语的转述，可谓“鸟言”典型，与“禽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表4-1 鸟禽言语的意义分别
以此考察中国古代禽言诗的发展，可见非但《诗经》中无禽言诗，《楚辞》、汉乐府、汉赋中的所谓“禽言诗”也都属于牵强附会。禽言诗的形成过程当如上引钱锺书先生所揭橥的那样，从中唐以后开始萌芽，到北宋才正式成立的。
（二）“鸟”与“禽”的感情色彩
何以当“禽言诗”兴起时，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用“禽言”而不是“鸟言”？
笔者认为，这里面有三重原因：首先，“禽言”是一个新鲜概念。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唐以前用“鸟言”、“鸟语”形容鸟鸣时，那种声音对常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解的；而“禽言”则意味着，鸟类就在说着跟人类相通的话，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听懂。这是一个全新的意境，有必要选择一个新的词形，表示与旧概念有所区别。
据《尔雅》解释：“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就是说，“禽”是鸟类的总称。《说文解字》释“鸟”曰：“长尾禽总名也”，又释“禽”曰“走兽总名”。两者之间貌似不无矛盾。段玉裁就“禽”字注道：“仓颉造字之本意，谓四足而走者明矣。以名毛属者名羽属，此乃称谓之转移假借，及其久也，遂为羽属之定名矣。《尔雅》自其转移者言之，许指造字之本言之。凡经典禽字，有谓毛属者，有谓羽属者，有兼举者。故《白虎通》曰：‘禽者何？鸟兽之总名’。”就是说，“鸟”、“禽”的概念虽不尽相同，用于指称鸟类均无窒碍。
第二层原因，自唐以降，“鸟”字已含有不雅意。
目前已难以查考唐前中原人在口语中对男性生殖器的习惯性称呼，至迟从唐开始，称之为“鸟”已相当普遍。敦煌变文《燕子赋》中有“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罹鸟灾”之句，其中“鸟”字，语言学者公认是从男性生殖器引申而来的脏话。黄征先生就此注解：
蒋礼鸿云：“鸟，骂人的语，读入端纽，和《水浒传》里的‘鸟人’、‘鸟男女’的‘鸟’相同。《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李秀兰》条引《中兴间气集》：‘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可见唐人已用‘鸟’如‘鸟男女’的‘鸟’。”按：“鸟”字义双关，犹《药名诗》之类，为古人“机警”手段。
蒋礼鸿云：“鸟，骂人的语，读入端纽，和《水浒传》里的‘鸟人’、‘鸟男女’的‘鸟’相同。《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李秀兰》条引《中兴间气集》：‘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可见唐人已用‘鸟’如‘鸟男女’的‘鸟’。”按：“鸟”字义双关，犹《药名诗》之类，为古人“机警”手段。
既然如此，当“禽言”作为一个时新概念而兴起，即便它确实是“鸟”，也未便冠以“鸟”名。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其三，当使用“鸟言”、“鸟语”时，人鸟之间是物种相隔，不可能通话的，双方感情距离比较遥远；而“禽”这一称呼，界定了一种双方可以交流，甚至可以对话的情景，含有彼此亲近、甚至亲昵的意味。这一点，在将禽言吟咏成诗的情境中自不必说，就连一些不咏其言，仅称之为“禽”的诗句中，诗人的心情也清晰可见。如宋人许景衡的“春禽言语得能好，秋水精神更乞增”，明人李舜臣的“春风二三月，定有好禽啼”，虽然都没有将禽类言语加以渲染，但诗家的心境跃然纸上。
毋庸赘言，这里面有一个对生态环境态度的转变。
——摘自 张伟然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